他是学术天才亦是社恐一个深情又悲观的清醒者

张慧剑说:“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,此三人者,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——第一千年为屈原,第二千年为李白,第三千年为王国维。”

只要你是中国人,想必你一定听过屈原和李白的大名,但却未必一定听说过王国维。他能够被人与屈原、李白这两大才子相提并论,可见他的成就。

屈原死于端午时节,巧的是,近两千年后初夏的一天,王国维来到颐和园,在鱼藻轩投湖自沉,那天正是端午时分,满园的榴花开得正好。

他的一生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,他的死亦如他的词一样,有着孤寂凄怆之美: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

除了学术圈的人,今天的普罗大众们可能已经对他比较陌生了,所以有必要先对他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。

清华大学曾经成立过国学研究院,校长邀请胡适来做导师,胡适表示自己资格不够,推荐了三位学者做导师,其中一位就是王国维。后来王国维、陈寅恪、梁启超、赵元任并称为“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”。

陈寅恪被视为“三百年来仅此一人”的国学大师,是无数学子的偶像,同时代学者里他也有自己的偶像,那就是王国维。王国维生前,陈寅恪一直对他备加推崇;王国维去世后,他更是亲撰墓志铭。

原因很简单。因为他是个不世出的学术天才。胡适曾经用“绝顶聪明”来形容他,所谓天才就是每做一样研究都能做到极致,王国维就是如此。

世人熟知的是作为文学家和评论家的王国维,却不知道,他擅长的还有史学、金石学、戏曲学、考古学、哲学等,最奇特的是,他不仅博,而且精,几乎每门涉猎的学科都能发前人所未见。他仅仅活了50岁,却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贡献了62种数百万字的著作,其中不乏经典。

他写评论,就是一流的评论家。他的《红楼梦评论》和《人间词话》堪称双璧。他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来诠释该书,认为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,“玉”象征着人的“欲望”;他的《人间词话》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,开创了“境界说”,有人认为这寥寥数万字胜过朱光潜数百万字的美学著作。

他研究历史,就是一流的史学家。他是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。梁启超认为,甲骨文是他的绝学,单凭此门学问,他就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的大学者。他提出了“纸上之材料”与“地下之新材料”结合的著名“二重证据法”,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。

他研究戏曲,就是一流的戏曲学家。郭沫若认为,他的《宋元戏曲史》和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中国文艺史上研究的双璧。胡适从美国回来后,考察了出版界,认为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方面的书,只有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是很好的。

就算你完全没有看过他的书,大概也听过“人生三境界”的提法吧。这正是他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提出来的: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除了是个大学者外,王国维还是个大才子,诗词散文无一不精,尤擅填词,他自己也颇以词为傲,他的《人间词》中确实水准很高,放在宋人词集中也未见得会逊色。

可惜的是,正如他所说,一代有一代之文学,楚之骚、汉之赋、六代之骈语、唐之诗、宋之词、元之曲,都是一代之文学,后世莫能继。

到他填词的时候,词的气数已尽,再好也只不过是落日余晖,所以后世奉之为经典的是他的《人间词话》,而不是他的《人间词》。▲ 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

王国维喜欢用一句词来形容一个人的词风,这里也试着用他的几句词来形容下他独特的性格和人生历程。

他的一生,就像词中所说的这只失行孤雁,孤伶伶地逆风而飞,天大地大,却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归宿。

孤僻是他性格中最显著的特点,他生来孤寂,四岁丧母,父亲常年在外谋生,他由长姐照顾,童年十分孤单,从小就不苟言笑,小小年纪就着迷于考据,喜欢指斥前辈文章中的疑误,为此遭到过父亲严厉的批评。

王国维早慧,16岁就中了秀才,与叶宜春等人并称为“海宁四才子”,可惜州试未中,他由此绝了科举之心。他一心向学,绝迹科场后,遂到上海《时务报》工作,目的实为求学,不久就加入了东文学社。后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,他精通英文、日文、德文,是最早研究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等西文哲学的中国人。▲ 陈丹青油画“(清华)国学研究院”局部,左起第三为王国维。

他回国时,已因《人间词话》等学名满天下,一时成为“抢手货”。逊帝溥仪聘请他任“南书房行走”,以老师之礼待他。北大、清华也争先请他任教,清华请他不动,还是溥仪写了道诏书,他才肯上任,可见他的炙手可热。

尽管如此,他仍然是只离群雁。清华的教授中,属他最不爱交际,也不善交际。除了陈寅恪、吴宓、罗振玉之外,他基本不和他人接触,宁愿埋头治学,终日枯坐。

他的不善应酬是出了名的,鲁迅就说他“老实得像个火腿”。家里来客人了,他自吸香烟而不知敬客,说话直来直去。有次,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对他说,自己打算研究明以后的戏曲。他生硬地说:“可是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。元曲是活的,明以后的戏曲,死去了。”

由于性情僻冷,同事和学生们都有些怕他。清华教授们聚餐,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坚决表示:“我不跟王先生坐。”到吃饭时,杨步伟那桌热热闹闹,王国维这桌却肃穆无声。

他孤僻了一辈子,和陈寅恪等也只是君子之交,唯一全心信赖的好友是罗振玉,后来罗和他绝交了,他就好比那失了群的孤雁,再也找不到可以结伴同飞的伙伴了。▲ 王国维与罗振玉。

王国维还有句词也很有名,“人生只似风前絮,欢也零星,悲也零星,都作连江点点萍。”

能够写出这种词句的人,对人生的看法一定很悲观。他曾经说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,他自己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。

王国维生性忧郁,所以他才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如此推崇,因为正好契合他的秉性。他对人生的态度是完全悲观的,前人评价他的词,也说“悲剧色彩特别浓厚”。

这和他的经历有关,他一生中遭遇了太多亲人的死亡,幼时丧母,青年丧妻,晚年丧子都让他碰上了,他生有六子八女,其中有六个女儿夭折了。如此多舛的身世,难免为他的人生蒙上一层阴影。

他在升允的推荐下成为溥仪之师,他仅是秀才出身,却在溥仪的提拔下能入南书房行走,故他对溥仪十分感激。却不知,这埋下了他悲剧人生的伏笔,他本来是个避世之人,这下却不得不卷入纷争之中。

王国维的悲观主义,和他的经历有关,更和他的性情有关。他富有哲人气质,对人生抱有透彻而悲观的看法。

比如他早年致力于哲学研究,却深深觉得哲学上之说,大多可爱者不可信,可信者不可爱,因此慢慢转向文学研究。▲ 罗振玉、王国维题跋噩侯驭方鼎拓本。

对于清室,他虽眷恋,却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的时运已衰,不可挽回。对于时局,他一直忧心忡忡,认为已成瓜分之局。他一度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变中国的,后来却发现学者们一个个囿于自己的门户之见,难以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。

他在给罗振玉的信里自承,自己是个“永抱悲观者”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的精神主要是“示人以解脱之道”,书里真正解脱的只有三个人:惜春、紫鹃和宝玉。这三个人都选择了出家,通过出世求得了解脱。

王国维自己,却无法通过出世来求得解脱,一来是世局艰难,无处可避;二来也是他太过清醒的缘故,不愿意欺骗自己,也不愿意遁入宗教之中。人生之苦,他不求诸于外力,全凭一己担荷。这点他像陶渊明,可他又远不如陶豁达。他的痛苦,是所谓“清醒者的痛苦”。

第一次看到这句词,是在朋友的一篇小说里,后来才知道原来出自王国维之手。填词人本想登上高峰,借着明月的清辉以超然的视角来观察这纷攘的人世,结果却发现自己也是红尘之人。

王国维长得不好看,身材矮小,头戴瓜皮小帽,背后拖着根辫子,面黄肌瘦,说话口吃,常被人误认为是个乡巴佬。胡适晚年曾评价王国维说:“他人很丑,小辫子,样子真难看,可光读他的诗和词,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!”

他是当时学者中少有的对妻子情深意重的人,最讨厌的就是薄幸无情之人。他很不喜欢龚自珍,觉得龚泛滥情海,太过花心,龚偏偏以风流自喜,还写诗自夸:“偶赋凌云偶倦飞,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佳人问,便说寻春为汝归。”王国维读了后斥责道:“其人之凉薄无行,跃然纸墨间。”

他和发妻莫氏聚少离多,分居十年,但两人感情非常好,他在上海旅居时,写过不少思念妻子的词。可惜莫氏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病危,他匆匆赶回家中时,只来得及见妻子最后一面。

莫氏去世后,他写下了许多悼亡诗词,其中有这样的词句:“往事悠悠容细数:见说他生,又恐他生误。纵使兹盟终不负,那时能记今生否?”

词写得真挚动人,令人想起李商隐写杨玉环与唐明皇的诗,“他生未卜今生休”。王国维对妻子的相思之深,却远过于唐明皇。

莫氏之后,他续娶了潘丽正,两人感情也不错。王国维投湖后,潘丽正曾有意追随他而去,后经儿女们再三劝解,才打消了死志。

他对儿女们也十分疼爱。他读书时,孩子们喜欢围着他打闹,夫人见了让孩子不要吵到他,他反而一手护着孩子,另一只仍拿着书读。孩子们小的时候,他一闲下来就抱着孩子,一个大了,接着抱另一个。

王国维朋友不多,但一旦倾心相交,就矢志不改。罗振玉是他一生挚友,也是儿女亲家,后因他长子病逝,处理后事时,两人发生摩擦而终至断交。但他始终珍惜这位朋友,给罗的信无不婉转谦抑、委曲求全,从未有恶言相向。

郭沫若将王国维和鲁迅比较后评价说,他们相同的地方太多了,他们都富于理性,养成了科学的头脑,但生活并不偏枯,他们是厚于感情,特别是笃于友谊的。

顾随先生说,这是“兰生幽谷,无人而自芳”的意思。他注意到的是词中透露的高洁气息,我注意到的则是词中隐藏的执着热烈。纵然无人欣赏,仍然不忘对镜簪花,这样的人,对人世一定有着执着的热情。

王国维的执着,从他留辫子一事就可看出,辛亥革命后,人人都剪了辫子,唯独他不剪。亲友们都劝他剪,他却说:“既然留了,又何必剪呢?”其实他对清廷的态度也一样,他并不是那种卫道的遗老,只是为报知遇之恩效忠溥仪,既然已经效忠了,那就索性效忠到底。

他毕业都在追求学术上的独立,向往无功利、纯粹的学术,对做官之类毫无兴趣,名言是“生百政治家,不如生一大文学家”。他曾经提出学术“三无”之说,即学无新旧之分,学无中西之分,学无有用无用之分。又说:“故欲学术之发达,必视学术为目的,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。”▲ 王国维与邹安(左)、姬觉弥(中)在哈同花园。

王国维的一生,可以说是为学术而贡献的一生。他不事生产,不营生计,不图享受。清华本希望他任国学院院长,他坚辞不就,因为不愿意为行政事务分心,只想专心治学。他的女儿王东明回忆说:“父亲的一生中,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。”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钻研学问上。

他治学的方法,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:博、专、细。一天,徐森玉到家拜访,那时他正在写《宋元戏曲史》,书架上都是关于这部书的资料,他和徐聊天,总把话头引到这本书上,听取徐的意见。后又有位朋友来拜访,他还是用此法谈话,再把相关的结论记在笔记里。等到《宋元戏曲史》完成,书架上有关此书的资料会全部收起,换成下本书的资料,谈话的题目也变了。

叶嘉莹认为,王国维之所以伟大,之所以受人尊重,是因为他追求的东西和我们现在一般学者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,当前很多人研究学问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,而王国维追求的是线.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,这是王国维最有名的一句词。写出如此凄美之词的词人,最终也以投湖这种方式,为自己忧郁的一生画上了凄怆的句号。▲ 纪录片《王国维》剧照,王国维走向昆明湖。

1927年是王国维生命中最黯淡的一年。这一年,他的长子王潜明因病早逝。这一年,他和最好的朋友罗振玉决裂了。这一年,北伐军逼近津京,不少和清室有纠葛的人遭清算,北京上下,一片恐慌,报纸上曾发表《戏拟党军到北京所捕之人》,王国维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同为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收到一封恐吓信,内有一枚子弹,他准备赴日本避难,临行前邀王国维同行,王国维却谢绝说:“我自有办法。”

战火纷飞,人人自危,他不过是一介书生,能有什么办法?谁也没想到,他所谓的办法居然那么惨烈。

这年6月2日,王国维乘一辆黄包车,从清华园来到了颐和园,他坐在鱼藻轩里,吸了一支烟,然后跳进了昆明湖里。几分钟后一位园丁把他救了起来,可惜不懂急救,他还是窒息而死了。

死讯传开后,亲友们闻讯而来,从他的衣袋里找出一封信,信中写道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,义无再辱……”

他的遗体被运回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,在他的灵前,其他人都行着鞠躬礼,唯独陈寅恪身着长袍,行旧式的跪拜大礼,吴宓和国学院的学生们见状也纷纷效仿。

关于他的死因,一直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他是为“殉清”而死,也有人认为他是因时局动荡不愿受辱而死,还有人认为罗振玉的翻脸和逼债导致他自杀。我最赞同的,还是陈寅恪的观点,他认为,王国维自杀不是“殉清”,而是“殉文化”,他说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,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,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

他去世两年后,应清华国学院之邀,陈寅恪为他写下了这样的碑文:“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章;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,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▲ 清华园内王国维纪念碑。

今天的我们,可以不读王国维的著述,可以不了解王国维的学说,唯有一样东西却不可抛弃,那就是他所具有的“独立之精神”及“自由之思想”。

不管你是否有志于投身于学术,甚至不管你是不是个读书人,只要你具备这样的精神和思想,就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、大写的“人”。